四十岁那年，我转到了政府部门工作。这里的空气，似乎又不同些。规矩是明面上的，而“馉饳儿”也自有其生存的法则。在这里，玩笑的矛头，常常巧妙地指向了人的姓氏。这大约是最安全，也最不易出错的一种了。譬如，一位姓刘的同事从走廊那头过来，这边便会有人高声笑道：“老刘，最近可是大忙（流忙）人啊！”将“忙”与“流氓”暗暗勾连，引得周遭人会心一笑。那被开玩笑的刘同志，也多半不恼，只佯装愠怒地指点几下，或回敬一句类似的玩笑，气氛便在这一点点无伤大雅的谐音里，悄然活络了起来。这里的“馉饳儿”，像官样文章最后的那个朱砂印，不关宏旨，却是一种必要的润滑，一种心照不宣的亲昵。这种“馉饳儿”磨去了所有可能伤人的尖角。

退休后，我常常在无意间，将这三种“馉饳儿”放在一处掂量。乡野间的，是带着泥点子的哈哈一笑，痛快，却也容易擦破皮；知识分子间的，是藏着机锋的相视一笑，风雅，却需要一张共同的文化入场券；而机关里的，则是打磨光滑的会心一笑，安全，却也失了些真趣。它们像是同一棵树上长出的三片不同的叶子，脉络相似，颜色与质地却迥异。

想着，想着，我眼前仿佛又看见了那片金黄的麦田，那几个媳妇手里亮闪闪的麦芒，和那个在夕阳下蹦跳的身影。那时的疼是真的，那时的笑，也是从肺腑里直接涌出来的。而今，我也时常在朋友前说些不疼又令人忍俊不禁的玩笑，但又好像和那种能让整个身子都笑起来的热闹，差远了。

这“馉饳儿”里的乾坤，说小，是日常的调剂；说大，竟也是一方人情的微缩景观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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